一到温哥华，我就问当地导游，知道白求恩吗？他微微一笑，加拿大的历史名人，怎么能不知道。他还说，温哥华的现任市长罗品信就是白求恩的后代，从竞选市长到处理与中国有关系的事情，他一直在打“白求恩牌”。

50年前，全国人民学习“老三篇”，那是指导我们这代人思想的启蒙理论，其中的《纪念白求恩》我可以倒背如流。半个世纪后，我来到加拿大，本意仅仅是旅游，而且是自费，没有任何的政治义务，首先想到的偏偏是白求恩。当一种信仰，或一种精神，灌注到人的灵魂深处以后，是不会轻易改变的。白求恩对于我，对于我们这代人，就是一种精神：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。加拿大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我从温哥华入境，没有想到，白求恩竟然是这个城市主打的精神品牌。

温哥华是白求恩去中国抗日的出发地，1938年的春天，他从这里上船，借道香港，漂洋万里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洪流，从此再也没能回到他的故乡。

在加拿大的9天时间里，我从温哥华向东，沿途经过白求恩工作的地方蒙特利尔，再到他上大学的城市多伦多，直至他的出生地安大略的湖滨。既定的行程安排与白求恩无关，但这条线路正是白求恩的成长之路，也是他成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道路。接下来，我一次又一次走近白求恩。

走出蒙特利尔的机场，就上了地接导游的中巴，很快就驰进了市中心。转过一个街巷，眼前一亮，我看到了一尊汉白玉雕像。从轮廓看，那尊雕像显然就是白求恩，他的形象特鲜明，中国人家喻户晓。导游证实了我的判断，那就是白求恩，他耸立的地方名为“白求恩广场”。我切实地意识到，我来到了白求恩曾经工作过的地方。

白求恩曾在这里生活、工作了8年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最重要阶段。他先在麦吉尔大学和维多利亚医院当助手，后为圣心医院的肺部手术主刀，曾两次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医生协会的执委。他对医学、医术精益求精，设计了多种新型医疗仪器，直到现在，外科医生还在使用他发明的“白求恩肋剪”。最有意义的是，他开办了一家免费诊所，专为贫民和失业工人服务，并亲自发起建立了加拿大第一个保障人民健康的社会化医疗团体。怀着医学应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梦想，他于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，第二年毅然加入志愿者队伍，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。

白求恩从西班牙回到蒙特利尔不久，中国抗日战争爆发，受加拿大共产党派遣，白求恩再一次远渡重洋，奔赴反法西斯的最前线。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后，他在武汉见到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是周恩来，并由周恩来派专人护送到延安，第二天就见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。他不愿留在延安，执意要去前线，因为他来中国的任务只有一个，更有效地挽救战士的生命，更及时地减轻伤员的痛苦。很快，白求恩的名字传遍了太行山区，“白求恩和我们在一起”也成了八路军战士的特殊信念。

亲临中国的抗日前线，生活很苦，工作很累，生命很危险，但白求恩非常快乐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心声：“我的确非常疲倦，但长期以来未像现在这样愉快.……因为人们需要我。”

以别人的需要为乐，而毫无利己之心，这既是一种超民族、超阶级的大爱，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。2014年5月30日，白求恩逝世75周年前夕，由加拿大雕塑家裴大卫设计的白求恩铜像，安放在了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门前。铜像底座用中英两种文字镌刻着这样的铭文：“我感到满足，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看看我的财富由什么构成：首先，我有重要的工作，完全占据每一分钟的时间……人们需要我。”

白求恩的精神追求很平凡，却又非常伟大！一个能把个人一切直至生命奉献给“人们的需要”的人，“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这就是白求恩，也是白求恩留给我们的一种精神。

白求恩已经成为他的故乡人民的一大骄傲。从温哥华到蒙特利尔，从安大略到多伦多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，加拿大人对白求恩的敬仰与怀念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从白求恩的身上，我真正明白了，无论什么主义，无论什么制度，只要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。

1972年，白求恩荣获“加拿大历史名人”的称号。1973年，加拿大政府收购并修葺了安大略湖边白求恩出生的房子，作为白求恩纪念馆对外开放，1996年列为加拿大国家历史名胜。2014年，多伦多市政府将白求恩在市区内的故居列为文化遗产予以保护，并将白求恩去世的“11月12日”确定为该市的“白求恩日”。

在多伦多，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结局，他也是一位中国人熟知的人物，名叫张国焘。1938年4月初，也就是白求恩到达晋察冀边区抗日的第二个月，张国焘不顾民族危亡，乘机逃出延安，投靠国民党，随后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。1948年11月去台湾，遭到蒋介石的摒弃，最后飘零到多伦多，孤苦伶仃度过了余生，1979年冻死在老年公寓。死后无钱安葬，还是他的老婆求助于蒋经国，获得了3500美元资助，葬在了多伦多一所公墓内。更可怜的是，竟与一位洋人合用着一块墓碑，朝路的正面是洋人的姓名，背路的反面才是“张公国焘”。这个曾显赫一时的大人物，毫不利人，专门利己，背叛曾经的信仰，流落异国他乡，死得凄凄惨惨，也是自取其辱。

白求恩生于多伦多，死于中国，葬于中国；张国焘生于中国，死于多伦多，葬于多伦多。两人在多伦多背道而驰，而结局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：“有的人，骑在人民头上，‘呵，我多伟大！’有的人，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。骑在人民头上的，人民把他摔垮；给人民做牛马的，人民永远记住他！”

离开多伦多的时候，我告诉当地导游，在中国，白求恩依然是深受全民爱戴的国际友人。在“中国缘·十大国际友人”网络评选活动中，白求恩得票最高，他曾经感动了中国，今天仍然活在中国人民心中。

在白求恩的故乡，我默诵毛泽东对全党的告诫：“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，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，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。”沧海横流，向善向美之人不朽；斗转星移，唯有信仰与天地长存。我相信，中国人民永远都会记住他：诺尔曼·白求恩。(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)